好小说的特征在于恶吗?王安忆与毕飞宇跨越时空的对话 - 好书共赏 - 秒速快3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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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155 | 回複:0 好書共賞 > 好小說的特征在於惡嗎?王安憶與畢飛宇跨越時空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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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複 樓主 發表於 2019-08-06 13:45

在王安憶看來,有的作者是為了製造驚心動魄的效果才要踐踏人物;而畢飛宇以《蠅王》舉例認為,好小說的特征就在於惡。




兩本文學訪談錄最近再版,它們分別是作家王安憶與複旦大學中文係教授張新穎的《談話錄》和作家畢飛宇與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教授張莉的《小說生活》。前者的談話發生於2004年至2005年之間,首次出版於2008年,距今已逾10年;後者的對談發生於2013年,初版於2015年。《談話錄》從王安憶的成長背景講起,提到了她文學創作的關鍵節點“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也講到了她的閱讀經驗、前輩同代以及她的寫作曆程。在《小說生活》這部對話集中,畢飛宇不僅提及了生活與寫作經曆,也談到了自己所受的文學影響以及小說家應當有的特質。
需要指出的是,兩位作家的人生經曆並不相似,創作生涯起步也相差較遠。王安憶出生於1950年代的上海知識分子家庭,有安徽下鄉的經曆,在80年代初就有作品得獎並參加了人民文學社組織的文學講習所,她也曾接觸過許多前輩作家,比如冰心、宗璞和汪曾祺等人。畢飛宇出生於1960年代的江蘇興化,80年代考上揚州師範學院,後來分配到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校,直至1991年才發表處女作,用他的話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鄉下孩子……趕上了文學的尾巴。”
即便如此,這兩部書仍有著諸多可對讀之處:它們的組織結構是相似的——學者與作家一問一答;內容也偶有重疊交叉,比如都講到了《紅樓夢》的影響、小說家的“俗骨”;彼此甚至還有互相勾連之處,王安憶在對談中點評了畢飛宇的《玉米》,認為結局有些可惜,幾乎是“同流合汙”。兩本書中的一些觀點和態度的對立也十分有趣,比如說王安憶強調小說中不應該充滿平庸甚至卑劣的人性,畢飛宇則直言小說家是不潔的,好的小說的特征就在於惡——對同一主題的不同思考,使得對照閱讀這兩部文學訪談錄更富意義。
王安憶:中國作家太過輕鬆地說不要魯迅、不要巴金,沒有積累就開始反叛 《談話錄》
王安憶 張新穎 著
譯林出版社 2019年4月
在這場“漫長的談話”中,傳統與反叛的關係成為了王安憶與張新穎屢次提到的話題。王安憶認為西方文學是可以找到源頭的,“你可以說它是類型化,它就是從類型裏一層一層套出來的,連得緊得不得了,往上去找到源,源可能就是在一部《聖經》裏邊……”相比之下,她認為自己這代寫作者還是“缺乏教養”的,經常地反叛變成沒有思想內涵的鬧情緒,而文學史也就這樣一節節斷下去。”她引用顧彬的話說,中國作家太過於輕鬆地說不要魯迅、不要巴金,沒有積累就開始反叛,這種反叛更像是任性。王安憶繼而更進一步指出,當代中國很少有終身寫作的作家,“我們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職業作家很少的,三十歲還沒進入職業寫作就退場了。”張新穎將這個問題的原因歸結為這些作家的成就通常是在反叛傳統時確立的,“一百年的文學史講的作家,平均年齡三十歲左右,”他說,真正的文學史不應當是這樣的青春文學史。
王安憶也多次將話題引向了文學中的卑劣與崇高之辨,並從幾位當代作家的具體作品出發點明了問題——“我們的小說裏充滿了平庸甚至卑劣的人生故事,”這些小說可能開頭還都不錯,但是最後通常會掉下去。她以畢飛宇的《玉米》為例,玉米最後還是妥協並放棄了自己,這是非常可惜的,“我上次在班上講《玉米》的時候說,最後的結局讓我感到不舒服,我覺得很遺憾,還是同流合汙,好像人道主義走到這兒的時候隻有同流合汙。”王安憶覺得,文學不應該放棄崇高的概念,古典主義作家諸如托爾斯泰雖然同情受苦的人,但也不同意人物墮落,“低賤的人也有道德功課,也有精神高尚的任務。人受到苦難當然是不公平的,誰都不應該受到苦難。但是他也不能夠墮落。但是這個題目到今天好像全被民主世界平等掉了,好像因為犯罪、墮落是可解釋的,便可原諒,是合理的。”同時,英雄和精英也都不存在了,隻有芸芸眾生而已。
她甚至覺得有的作者是故意的,是為了製造出驚心動魄的效果才要如此踐踏人物。張新穎對此表示認同,他說,這樣一來,好像是把對人性的理解變成了對人性的弱點的妥協,中國人無論是創作者還是讀者,都似乎有一種陰暗的興趣,更喜歡權謀關係的小說和電視劇。王安憶也表示,雨果的《九三年》也涉及路線之爭,但是分歧在於對人類命運的不同認識,而中國這邊好像還是在“拉幫結派”,她(同時點到了遲子建)自己並不會去寫辦公室的勾心鬥角,因為這無法進入她的審美領域。有意思的是,畢飛宇的訪談集也談到了有無必要深挖人性惡的話題。他以《蠅王》為例,認為好小說的特征就在於惡,小說家是不潔的,《蠅王》放大了權力、派係、爭鬥的人性負麵的東西。然而在《玉米》和《平原》之後,他也對不停地挖掘人性中的“惡”產生了懷疑,“小說家所做的工作是什麼呢?是盯著人性惡的礦井不停地開采嗎?”
在對文學史和人性書寫的反思和討論之外,張新穎和王安憶還談到了小說中的邏輯問題。他發現王安憶提到了多次邏輯和推理,過於科學而不夠文學,並稱她這樣的“科學”態度在作家中相當少見,王安憶則從生活的邏輯與寫作的關係出發回應道:“可是你怎麼能沒有邏輯呢?因為你寫的就是生活麼,至少在表麵上要相似生活,生活的邏輯是很強大嚴密的,你必須掌握了邏輯才可能表現生活的嚴謹。……為什麼要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事情為什麼這樣發生,而不是那樣發生?……這就是小說的想象力,它必須遵守生活的紀律,按著紀律推進……”王安憶主張寫作邏輯和紀律性,她自己也是這樣實踐的,她評價自己是一個特別重視現實和合理性的作家。她也更進一步表示,與西方人相比,中國人因為缺少邏輯訓練,寫寫中篇短篇還可以,寫到長篇就乏力了,因為缺少一個“動力的發生的鏈”讓故事合情合理地發生下去,所以現在中國的長篇比如《白鹿原》,就是依靠自然時間“編年史”和人數眾多的“大家族”來講述故事,“我們的作品好多尤其是長篇,都是靠材料,一旦沒有材料,就寫得一塌糊塗……”
畢飛宇:我在骨子裏還是農民,那就是講究仗義 《小說生活》
畢飛宇 張莉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年6月
可能與批評家的分析不同(張莉在提問中表示,自己認為畢飛宇受《紅樓夢》的影響很大),畢飛宇並不認為《紅樓夢》對他自己有什麼直接影響。他說自己大學時都沒有讀過《紅樓夢》,“不是我懶,是真的讀不進去,一個二十出頭的毛頭小夥子,讀不進去是正常的。”但他與張莉仔細回顧了劉姥姥帶板兒上大觀園的場麵,認為自己更可以代入板兒的角色,他的母親帶他走親戚時一定會幫他整理衣服,他說,“某種程度上,我的母親就是劉姥姥,我就是那個板兒。我讀《紅樓夢》的時候,劉姥姥的那幾下一直扯在我的脊背上,我甚至可以知道劉姥姥關照板兒的話是什麼。”
比起《紅樓夢》,他認為對自己影響更大的應該是《水滸傳》。從懂事起就有人給他講及時雨宋江、黑旋風李逵、豹子頭林衝的故事,他對這些英雄熟悉得如同左鄰右舍一般。《水滸傳》的男性特質和仗義情懷都對畢飛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放在現代文明麵前,仗義也許不算一種美德,但是,我是在《水滸傳》的氛圍裏長大的,又是鄉村,所以,我在骨子裏還是農民,那就是講究仗義。”值得注意的是,張莉在此處也對《水滸傳》表達了意見,她表示自己並不喜歡《水滸傳》裏的“殺伐之氣”,以及對於女性嚴重的“扭曲和貶低”。但可惜的是,對於《水滸傳》的爭議性,訪談並未深探下去,接下來話題轉向了另外一部經典作品《聊齋誌異》。——對於談話的中斷,畢飛宇在新版序言中也有解釋,他們並沒有好好討論女性主義的部分,因為在談話現場,去衛生間或者服務員闖入都會使得對話戛然而止。提到蒲鬆齡,畢飛宇明顯熱情降低,他說,他隻願意承認蒲鬆齡短篇小說寫得好,不願承認自己受過他的影響,最初接觸到這本書的時候也不是特別喜歡,“也不打仗,一個文革後期的孩子不太可能喜愛這樣的東西。”
與王安憶與張新穎談話中不斷回響的主題相似,畢飛宇與張莉的對談中也提到了畢小說中“俗與日常”的特征。畢飛宇認為小說須有兩個特征:一是美學屬性,也就是審美價值;二是功利性,也就是社會意義,而作家創作小說需要有一種“俗骨”,否則就支撐不起社會意義,托爾斯泰都是有俗骨的。王安憶也說過,小說家需要俗一點,太過纖細的人可以成為詩人而非小說家。而張莉認為畢飛宇寫日常生活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兩個婦女之間的那種說話”,好似繼承了中國明清世俗小說裏麵的精華,也算是對“俗骨”的應和。畢飛宇則認為,自己書寫的是日常生活的細節,比如婦女到別家托人辦事會帶一個醬油瓶,到了人家門口,把醬油瓶放在地上,空著手進門,這樣即使人家拒絕了她的要求,也不會拂了麵子。無論外部政治如何變幻,生活的基本倫理是不會變化的,他說自己從張愛玲的《傾城之戀》中學到了這個道理——“無論飛機大炮多麼熱鬧,影響不了基本生活的格局和底色。”
對張愛玲,畢飛宇也並非完全推崇,他承認張愛玲是一流作家,但無論如何出色,都隻是《紅樓夢》這棵樹上的次生物,夏誌清對張愛玲的推崇更是“神經質”的。在對話中,畢飛宇和張莉也交流了彼此對於張愛玲的感覺和印象。畢回憶起自己第一次見到張愛玲這個名字,就認準了她是個台灣作家,覺得這三個字有“台灣氣”;他還做了一個比喻,張愛玲從全盛時期到後期《小團圓》,已經由盛夏的絲瓜變成了深秋的幹枯的絲瓜,“一點水沒有,裏麵全是筋骨。”張莉則談到,張愛玲的身體沒有溫度。
除了張愛玲,畢飛宇還評價了當代另外一位作家汪曾祺,他說汪曾祺的小說風格是衝淡,但是衝淡是非常危險的,“沒有特殊的稟賦,沒有特殊的人生曆練,你去學衝淡,那不是找死嗎?小說也不隻是衝淡這一條小路。所有學習汪曾祺的人都是傻瓜。他哪裏是可以學的?……汪曾祺是用來愛的,不是用來學的……” 可以與此處形成對照的,是王安憶印象中的汪曾祺。她記得他為人很隨和,也很喜歡看花,喜歡看年輕的姑娘,沒有一點不好的意思,“汪曾祺在男人麵前還會矜持一點,在女人麵前就會非常放鬆。”汪曾祺曾跟她說,自己相當享受寫作,喝了二兩酒、吃點茴香豆才開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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